【个人天地】读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

  • 文/图 徐凌星(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809党支部)
  • Published: 2017-05-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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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对上次支部组织生活会关于农村话题的“意犹未尽”,所以重翻了费孝通先生的著作《江村经济》、《乡土中国》和《乡土重建》,写下这篇个人感悟,算是对自己在阅读时发酵出的一些情感的总结。

费孝通(1910~2005年),江苏吴江人,中国社会活动家,社会学家,人类学家,民族学家,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。费孝通著述浩繁,其作品《乡土中国》和《江村经济》是研究中国经济、社会和文化的必读之书,他的主要论著收入《费孝通文集》。

图为费孝通(右二)在农村调查

《江村经济》出版于1939年,是费老在太湖南岸的开弦弓村的社会调查成果,《乡土中国》、《乡土重建》出版于1948年,是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。这些虽是三四十年代的旧书,但以当今的视角去读它们,还是会产生许多的共鸣。费老笔下的乡土中国离我们并不久远,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原因,第一社会长期以来的心灵积习,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不会轻易消失的,尤其是对于好古的乡土社会而言;第二任何变迁的过程都包含着人们过去的经验、对目前形势的了解和对未来结果的期望,费老笔下的乡土中国既是过去的经验,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我们了解农村发展变化的工具和方法论。

图为1957年费孝通(右三)与调查组成员在开弦弓村合影

中国农村走过的道路

近一个世纪以来,在开弦弓村所见到的变化和中国的其他农村几乎是一致的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,农民问题是个饥饿问题,粮食产量逐年下降,副业几乎停顿;1949年的解放改变了政治权利的性质,1951年的土地改革改变了土地私有制,农民得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,1955年开弦弓村完成了合作化,粮食产量不断增加;到1958年激进的人民公社运动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,开弦弓村的生产受挫,粮食减产,1966到1976年的十年动乱,“一刀切”和平均分配主义使得农村经济近乎停滞;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集体经济困顿的局面,根据生产技术和群众的觉悟水平,各地改善了经营方式和恢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,这个时期开弦弓村的经济水平和粮食产量有了很大的提升。

图为1936年开弦弓村丝厂合作社生产车间

土地制度的改革、合理的分配制度已经逐渐解决了农民的饥饿问题,但如何增加农民的收入成为了80年代中国农村的困惑。费老将视角转向了农村的副业和工业,在30年代对开弦弓村的调查中他就主张“把丝业留在开弦弓村,使它成为繁荣农村的一种副业,在农村设厂,规模就要受到人口的限制,所以我们寻求最小规模、最大效率的工厂单位。”没有预料到的是,费老年轻时候所期望的乡镇工业确实在1981年的苏南地区壮大起来,也就是我们现在提及的“苏南模式”。

开弦弓村通过发展乡镇企业突破了农业发展后劲不足的瓶颈,走在了中国大多数农村的前列。但其实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,这一现象仍普遍存在,今天广大的农村地区面临着又一新困境,即,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和新农村建设人才的稀缺问题。

了解农村社会的乡土性和变迁

在费老的《乡土中国》和《乡土重建》中,对中国的农村社会的最佳注脚离不开“乡土”二字。“乡土”可以说是中国基层社会的基调,土气一点说,中原的两河文明便是我们的祖先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形成的。后来社会的进一步分化,区别出了农村与城市,区别出了不同的阶层,乡下人仍然是靠种地谋生,乡土性才变成更偏向于农村社会的特性。

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,生于斯、长于斯、死于斯的社会,历史经验对于个人而言成为实用的、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础,好古成为生活的保障。因此在变迁很慢的时代中,乡土社会对传统有敬畏之心,人们会主动的服于传统秩序和经验,这传统依着长幼之序的教化流传下来。

在社会变迁(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)快速的时代,旧时的传统不能适应新的情况,那么社会继替(人物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流动)下长辈的教化作用就会弱化,这时候就会出现“时势造英雄”,由有才能的人出来充当文化英雄或者政治英雄,推动社会向前变革。在过去的一个世纪,中国人民取得了政治权利和改变了土地制度,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,这便是时势权力。“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,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”,因此社会变革不是英雄的“独角戏”,只有顺应了社会变迁、历史潮流,广大群众自下而上的推动才能变革成功,英国可以不流血的实行各种富于基本性的改革就是例证。

我们还应该关注到中国农村社会虽经历了它的“不变”与“变”,但回过头来看,农村社会的乡土性仍然存在,对泥土的珍视没有变,过去的农耕经验还在代代传承,村子里仍有祖辈留下的规矩需要遵循。

新农村建设的期望

处于变革时代中,我们容易抛下旧事物的积极因素,认为一切唯“新”而不是唯“好”,然而就像费老所说“社会是多么灵巧的组织,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?”,改革不是自毁,只有本着科学、人文的准则,看待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行为,才可以避免一些歧路,去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,农村人口外流的问题。

引述《江村经济》前言中的一段话作为结束,“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,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,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求结合起来分析,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对的其它制度联系起来分析,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。”农村的建设与发展问题是读懂它乡土性的问题,是正确理解农村变化的环境的问题,唯有自下而上的分析才可以组织更有效果的行动,否则纵然有好的意图和理想的目的,空喊口号和一刀切的政策仍是“耍流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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